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青听·两岸】如何更好在大陆发展?在陆台青支招:不要误信对大陆的扭曲****** 来到大陆,他们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结识了新的朋友、凝聚了新的情感,感受到了同胞的热情和温暖。他们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沟通者”、正能量的“传播者”。两岸青年声音,你我共同倾听。中国新闻网特别推出《青听ㆍ两岸》融媒体栏目,共同记录两岸青年的真实声音。 中新网1月20日电 (马壮 陈文韬)台湾青年到大陆工作都需要注意什么?来大陆扎根前需要准备什么?三位台湾青年日前做客中国新闻网《青听ㆍ两岸》栏目,为广大台青分享在大陆求学、工作经验,给要来大陆发展的台青“支招”。 不要误信台湾当局或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扭曲和谣言 北京台资企业协会青年会副会长郑博宇曾协助不少台湾青年在大陆扎根落地,在他看来重要的是要导正价值观。他总结了来大陆发展的6个原则:靠自己、接地气、不投机、共发展、促融合、迎未来。其中,最关键的是接地气。 据郑博宇观察,很多台青来大陆发展会带着台湾的视角去看大陆的方方面面,“这其实是给自己建了一道墙,会影响你融入当地并和当地人交流。这样的壁垒不利于在大陆的落地和发展。” 郑博宇建议,若来大陆发展,应该把在台湾的一些想法放下来,然后很好地用心去感受要来发展的地方,该走走就要去走走,该看看就要去看看,好好地从接地气的过程中寻找机会,融入大陆、找出路。“如果都带着一些成见,不断地累积,就会产生很多很负面的想法。” 郑博宇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去尽信台湾网络上,包含一些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报道,这确实对台青认知大陆有很大的影响。 而在聊到有什么话想对自己的台湾的亲友说时,郑博宇再次强调,“千万不要误信台湾当局或台湾媒体一些对于大陆的不实的扭曲和谣言,我们会让你们看看,我们在大陆真的都挺好。” 要多做功课才能更好地在大陆扎根 台青初入大陆职场也会面临文化差异产生的问题。光大金融租赁公司转型办公室副主任黄柏翔,初来大陆时也因文化的差异闹出一些“囧事”。 由于最初不熟悉大陆文字的用法和表述,黄柏翔所写的文章被大陆同事认定为“很台味”。故黄柏翔建议新来大陆的台青可以通过诸如读大陆媒体的报道,来熟悉如何精准用词和表达。 他认为,台湾青年如果想来大陆发展,做好准备是必要的功课,通过一定的准备才能去克服遇到的问题。他常对学弟学妹们说,如果要来大陆深耕,都需要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包括相关的大陆新闻、大陆的发展趋势等等。 黄柏翔承认,很多台青朋友,尤其没来过大陆的,要一次性的融入大陆是非常困难的。他以自己亲身经历告诉要来大陆发展的青年朋友,在大陆扎根需要去建立一个过程,首先要设定方向,要去看大陆发展的趋势,要对自己想要去领域多做功课,只有这样才会扎根地更好。 迷茫的时候要想想为什么当初想要来这里 很多台湾青年怀揣着梦想来到大陆,期盼寻求更多的机会。谈及要扎根大陆的心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台级博士生陈冠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不忘初心”。 陈冠颖说,身边有不少台青在大陆求学,因为迷茫没有坚定地继续留在大陆发展。很多人被网络上所谓的“一夜暴富”蒙蔽,幻想来大陆可以实现“一夜暴富”。陈冠颖分析说,大陆对于台青而言,存在很多的机会,二十来岁的年龄选择并不多,如果要来大陆发展一定要自己想清楚,不忘初心坚持下去。 “特别是当大家迷茫的时候,我就要想想自己为什么当初想要来这里,来了之后就不要再去想东想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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